最後的熱情

文／李福長

前言

中國的女性大概少有像潘玉良如此的人生經歷。潘玉良出生的那年，就是中國恥辱的元年（馬關條約簽訂）；她的人生起於清朝，長於民國，婚姻在軍閥時期完成，幸而在南京大屠殺前夕遠赴法國，否則命運多舛的一生無法如此燦爛！但即使在法國，她也經歷了歐洲戰爭、法西斯大屠殺。

潘玉良的生與死都充滿曲折，雖然生活在法國，但卻對當時的毛澤東熱沒有缺席；雖然死時有許多好友為她送終，但卻曾為葬地所困擾；雖然身後遺產只是一些作品，卻更使得潘玉良和潘贊化的婚姻關係引起多方討論。

而隨著遺產官司的終極判決塵埃落定，但其一生精采的故事才剛剛在世人面前展現！潘玉良的前半生和中國的命運緊緊相扣，而她的後半生也因為經濟的窘迫，為她傳奇的一生更添色彩！

中國時期的潘玉良
誕生的「恥辱元年」

1895年滿清政府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這紙條約雖然因為太平洋戰爭而廢除，但即使到了六十年後的今天，仍然使兩岸關係如同被分割後的連體雙胞胎一般！1895這個年份也是潘玉良誕生的年份，這並不是出生的好年份，就中國的世俗信仰來說，這是個註定災難連連的年份。出生在舊社會的潘玉良，也不得不受到這個時代的播弄。

當時許多知識份子對於腐敗滿清中國僅存的一絲寄望，隨著「百日維新」失敗而徹底幻滅。世紀之末也是新世紀的序幕，但是當西方思潮薈萃湧入的二十世紀開端，卻反而是潘玉良人生當中的最低潮，因為父母雙亡，舅舅將她賣入青樓，這一年是1908年，她芳齡十三，尚未成年！

之後，影響中國近代史最深遠的事件──「辛亥革命」爆發了。新思潮衝擊著舊時代，然而潘玉良卻是依著舊社會習俗，嫁給也是革命志士的潘贊化當小妾，這樣的組合，對口口聲聲革命、民權的當時社會無疑是一種諷刺，買賣的身體與婚姻仍是那個時代許多女性的無奈。

戰亂頻仍，軍閥割據，中國分裂，潘玉良的婚姻在軍閥時期完成，當時她尚未成年，這一年是1913年，辛亥革命後的第三年！雖然身世多惡，但是終遇良人潘贊化，改寫了潘玉良的人生，也因此將姓名由原本的張秀清改為潘玉良，不難窺見心中的感念。

五四思潮　躬逢其盛

對於潘玉良的姓名，由她畫中的署名和報考上海藝專用的名字，可以看出她姓名出現矛盾的因由！不過也因為名字的矛盾，引發日後子孫對於提攜潘玉良的老師（劉海粟）的不滿與誤解。

「張秀清」是潘玉良被舅舅賣入青樓時的姓名，直到遇見潘贊化後感念其恩所以改姓換名為「潘玉良」！在報考上海藝專時使用「張玉良」報考學校，因而被劉海粟先生所識。錄取時，因為社會上保守的風氣，導致劉海粟先生為其更改姓氏，其原因有二，一方面避免不必要的困擾，一方面也為潘玉良表達潘贊化感念之意！也因此，日後潘玉良丈夫潘贊化的後人，為了繼承地位的正當性，對於劉老稱潘玉良為張玉良有諸多不滿！不過這一切不滿背後事實上是因為在90年代的遺產官司。

1920年代是新文化運動興起的年代，現代的西方觀念顛覆了舊日不可動搖的儒家傳統思維，對於傳統的叛逆，潘玉良也躬逢其盛！當時社會新舊思維的矛盾，尤其對於藝術與文學的衝擊，更是無以復加。

1917年俄帝國爆發布爾什維克革命推翻當時的俄帝，1919年五月四日中國也引發影響中國近代史發展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對於帝國在中國的殖民以及軍閥的霸權終於按耐不住怒火，雖然因為流血而收場，卻為積弱不振的中國帶來新的希望，也播下再革命的種子。雖然西方新價值觀浪潮掩至，但千年禮教思維依舊盤根錯結，像潘玉良這樣的女子，想要當一個現代畫家，必須面對社會的沈重壓力，而這個壓力並未因西風東漸有所動搖。這是個多元的時代來臨，卻必須背負沉苛的傳統包袱！

1918年到1921年之間，正是潘玉良入學階段這個時期，學運衝擊對於自由主義的思想有著很深的影響。如此深遠的影響也留在潘玉良的身上並不意外，因為當時的她已經是可以判斷是非曲直的成年人，不再隨著世俗舊思維動搖擺盪。

法國時期

帶著中國特色的新思維，潘玉良第一次遠赴法國求學，這一次的求學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對於這個時期的中國來說，出國求學也反映當時亟欲了解西方知識與文化的渴望。當時許多人響應勤工儉學的號召到西方擷取知識，其中鄧小平、周恩來、徐悲鴻等人，都是遠赴法國學習，也是後來決定中國命運的代表性人物。王守義也是到法國勤工儉學的學生，最後和潘玉良相伴一生。這些關係讓我們可以略窺當時潘玉良在法國學習的人際關係與生活。

時間並沒有改變社會對潘玉良的壓力，在學成後返國，她依然受到不公平的歧視；然而在國外求學的時間，她卻因為學習的熱情與投入，得到法國社會的肯定。

胸懷滿志的時代

返國後，潘玉良對於一切都充滿信心與希望，啟蒙老師邀請她回到母校執起教鞭，更是她人生中最受肯定與驕傲的黃金時期。不過雖然已經進入民國時期、一個自我標榜的「新中國」，許多社會看法依然受到禮教思想的羈絆，潘玉良回國執教的不順利，也是因為這股社會的無形壓力。

如果用我們現代的眼光來看，很難理解當時的情形，但是如果用西方美術在中國發展角度來觀察，裸體畫的正常發展是在50年代以後的事了！我們看到在中國的西方繪畫，早期很少有裸體畫，除了民間私下流傳的春宮畫以外，就是清朝時期外銷的油畫（黃達生所畫），幾乎沒有藝術家創作過這類作品，這也是潘玉良回到國內將西方所學運用到教學時，無可避免所受到的阻力。保守道德派勢力的攻擊，使得西方美術觀念的發展受到限制，甚至傳出當時軍閥出面干預上海美術專科學校的事務！

這是一個面臨抉擇的時代，對於西方思潮的恐懼以及多元思想的啟蒙，舊傳統思維遭受嚴峻的考驗，中國文化進入進退失據的十字入口。面對新的文化思潮，許多人感到惶恐與不安，隨之而來的舉措反映出一種新文化誕生前的陣痛。從五四運動（發動拒買日貨），到爆發中日戰爭這短短的十幾年時間，因為許多新文化的加入，更凸顯中國在許多方面與西方差距。許多在國外學習的中國知識分子紛紛投入國家改造運動，雖然這樣的改造意見路線分歧，甚至於引發內戰，但是對於一向逆來順受的中國百姓來說，終於有了明確的目標！

潘玉良在中國的時期雖然是最得意的時期，但也是最失意的時期，社會的保守觀念和陳腐，讓她最後不得不選擇離開中國，再度投入多次肯定她的藝術母國。

在中國的最後時期，潘玉良畫下許多地方的景色，而這些作品也隨她遠赴法國，成為日後思念故鄉的慰藉。

心中最後的中國──〈南京夫子廟〉

1937年南京大屠殺！千年古城南京，歷經過許多朝代的更替與殺戮，而這一次無異是最慘酷的流血！潘玉良在1937年留下在中國最後一張作品──〈南京夫子廟〉，就在完成這張作品的數月後，南京盡毀於屠殺當中。

這張畫也最能代表與剖析潘玉良的內心世界，也是潘玉良眼中最後的中國……。這件作品隨她遠赴異地，在當時有限的運輸條件下，會將作品帶在身上遠走海外，一定是她非常鍾愛的作品。

〈南京夫子廟〉，顧名思義就是祭拜至聖先師──孔子的廟，這也是中國數千年來不管是任何朝代，甚至在異族統治下也備極尊崇、代表儒家禮教的堡壘。不過，就在夫子廟不遠處，卻也矗立著中國舊社會的遺風──青樓艷館，這兩種在中國社會中衝突矛盾的身分與地位在潘玉良身上都曾經出現過。這張作品除了反映出潘玉良衝突的身分外，對於即將離開的愛人與恩人潘贊化也入於畫中，畫面所傳達出的訊息不僅是對南京的最後一眼，也是對於愛人的最後一眼，這或許也是她當時萬萬沒有想到的，畫家內心細膩敏銳的思維盡展於畫中。

奔走他鄉巧遇戰禍

法西斯的興起，以至於導致猶太民族被德國希特勒屠殺，這些歷程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現在，依然令人震撼；而潘玉良身為一個中國人，雖然可以避開災禍但終究身處戰爭之中。

在過去許多有關潘玉良的傳說中，很少提到她這段時期在歐洲所遭遇到的事情，然而，在許多作品的繪畫內容與紀錄中，顯現出潘玉良對於當時社會的不滿，雖然冷眼旁觀世局，但也無意中紀錄下來幾乎被捲入的這場混戰。

潘玉良有一幅畫在法國沙龍展中受到德軍青睞，對方想要購買但殺價未果，想不到閉幕的前兩天，作品卻遭到利刃割破，還有其他畫家也有一樣遭遇。而這段遭遇隨著作品記錄下來，也隱約透露出潘玉良在歐戰中所遇到的事情。有許多作品記錄下戰爭生活中的點滴，甚至不滿。

自信的紅色中國──手執神書的潘玉良

雖然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來說是歷史的濫觴，是整個世代的失落，但是對於遠處法國的潘玉良來說，在家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潘玉良本身的思想本質有著不謀而合的相似，一股熱情與自信油然而生。一切傳統思想都可以顛覆，都可以鬥爭，只要阻止思想前進的皆可打倒！當年的法國對毛澤東並不陌生，當時的中國也沒有想到毛思想正影響法國，而法國也是日後第一個敲開中國的外交大門的國家。

一幅手執神書的自畫像，有別於其他的自畫像。這張作品透露出當時的季節，和潘玉良對中國新思潮的迷戀！其中表現出來自信的神情，比起「家書」自畫像的神情，有著天差地別的差異。目前她手中所執的這本神書（毛語錄）正收藏在安徽博物館之中。

最後的熱情

在潘玉良創作的後半期大量使用中國傳統水墨材質，對於習於西方材料的她來說無異是個大膽的嘗試，不過是否因為水墨大家張大千的來訪，有了思維上關鍵的突破？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可以知道的是，中國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新中國給潘玉良莫大的鼓勵與信心，自然不言可喻。但另一方面，經常從國內寄給她材料的先生潘贊化在1955年逝世了。從早期的經濟支援到後來的材料供應，對於潘玉良而言，潘贊化無異是創作中很重要的精神與經濟的支柱，不過後來因為戰禍與政治立場，潘贊化在國內的經濟困頓，反而由潘玉良不定時的給予經濟上的支援。

其實潘玉良的經濟狀況並不優渥，從繪畫材料的選擇，看得出她捨棄價值昂貴的西方材料，進而選擇相對便宜數倍的東方水墨材料。但對於創作的熱情無關材質，她將最後的熱情毫無保留地燃燒在創作上。

終途

對於潘玉良來說，人生最後的忘年之交無異是王守義，就如同王守義的名字一樣，他對潘玉良的照顧，尤其在最後的人生後事，盡了朋友之義。

潘玉良身後困頓蕭條，晚年痼疾纏身加上酗酒無度，終於步入人生終途。她對於身後事沒有任何規劃安排，盡道義的王守義慨然捐出為自己準備的墓地給潘玉良安葬。

四年後王守義因病去世與潘玉良安葬一起，不過為何墓碑上的名字有著上下之分呢？對於許多人來說有著不可解的疑惑，但王守義因為自己的經濟窘困，無法再添購墓地，並且因為與潘玉良一段情緣在世時無法結為連理，死後並葬一起也算了卻生前的遺願！

根據曾經參與處理潘玉良遺作的老畫家飽嘉的回憶，王守義與潘玉良是上、下葬而非並葬，這也對於王守義最後人生的經濟困頓與潘玉良之間的愛慕依存有著合理的見證。